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“延福堂靳家”在鲁南赫赫有名。济宁、邹县以及兖州这三县的县长，每有新官上任之时，都得先向当地的一个女“土皇帝”递上一份名状。这一个女人拥有280顷土地，她的势力范围涵盖济宁东部的泗河两岸直至邹西一带，并且延伸到兖州和滕县境内。

  1875年，有一个女孩降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里，家中兄弟姐妹总计七人。没过多久，女孩的父亲就离世了，这使得原本就贫困的家庭状况愈发糟糕。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，女孩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到田间劳作，有时还得去街上叫卖。

  由于长期进行体力劳作，她并未像那个时代的其他妇女一般缠小脚，反倒生就了一双大脚。而且她的父母没什么文化，认识不了几个字，这女孩打小就没名字，还因脚大而被叫做大脚。

  在清朝光绪年间，女孩随着逃荒的父母来到济宁，一家人在此处安家落户。1896年，女孩与城东八里铺的张书太成婚，从那时起，人们开始称她为张大脚。成婚不久后，张大脚就给丈夫生下了一个女儿。为了让张家的香火得以延续，她主动给丈夫纳了妾，后来便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为王钧。

  1905年，30岁的张大脚遭遇丧夫之痛，沦为寡妇，可同一年的靳家却有着毫不相同的状况。张大脚的两个弟弟靳云鹏与靳云鄂投身军旅，在军队里闯出了一番天地。早年，因生活所迫，靳家这兄弟二人投靠了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的“新建陆军”，之后他们还多次进入军校进修，得到了上层的垂青。

  没过多久，靳云鹏就得到了在学堂做监督的段祺瑞的赏识与器重，从而与徐树铮、吴光新和傅良佐一道被并列提及，被称作皖系四大金刚，并且在1902年担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提调这一职位。同样地，靳云鄂在新建陆军里没过多久就晋升为班头，进入保定参谋学堂速成班学习之后，就担任清军驻清江浦陆军第十三混成旅参谋官，负责全军的教育训练事务。

  彼时的靳家，真可谓是祖坟上瑞气升腾，一家之中竟出了两位高官。只是靳家的男人们都在外奋力打拼，靳家当下迫切地需要一位能够承担事务的当家之人。张大脚自小就吃苦耐劳，性格又泼辣，于是就成了最为合适的人选，她也因此回到了靳家，开始操持靳家的家政事务。

  靠着自己两位弟弟的威望，张大脚引领靳家慢慢在邹县站稳了脚跟。伴随着两个弟弟不断加官晋爵，靳家一时间可谓是如日中天。1912年，中华民国成立之后，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，坐上了临时大总统的位子。靳云鹏经段祺瑞举荐担任第五镇统制，没过多久又出任北洋军第5师师长，一年后暂行代理山东都督，并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。靳云鄂呢，在辛亥革命时担任北洋第一军参谋，1912年出任北洋第二路备补军混成团团长、陆军第八混成旅第二团团长。

  靳家因弟弟们取得成功而走向兴旺，弟弟们寄回家里的钱让靳家的家境实力得到极大扩充。张大脚最初于邹县望云村附近为靳家购置了12顷土地，之后便开启了诸如地滚地、利滚利、高价卖粮低价买地、出租放债等多种剥削方式，进行残酷的原始资本积累，大规模地兼并土地。在短短约30年的时间里，就为靳家添置了大概280顷土地，这些土地大多位于济宁东部的泗河两岸至邹西一带，并且延伸到兖州和滕县境内，靳家可以称为当时最大的地主。为便于管理这些土地，她在邹县望云、兖州娄庄、济宁郑庄以及吴家湾都修建了庄子。

  从现今90岁老人对当时八里铺的回忆来看，西门到县衙之间有八里的地方被称为八里铺，其缘由是这八里的铺面皆归一个家族所有，这个家族便是靳家。

  同理，弟弟们的官职所带来的不只是财富，权势也包含其中。靳云鹏在担任山东都督之时，当时邹县有一位知县，因一个雇工挨打之事得罪了张大脚。张大脚自幼就极为泼辣，竟然直接闹到县衙之上叫骂，致使这位并不知晓靳家背景的知县被迫辞官离去。没过多久，靳家一位姓高的亲戚成为了邹县的知县，从那以后，靳家在邹县当地的权势可谓一手遮天，这也为靳家之后的横行无忌和发家提供了保障，靳家也在不久之后摇身一变，成为鲁南地区突然崛起的大地主大户。

  靳家身份变得显贵之后，即便已经收敛了众多土地，却依旧未曾停止扩张的步伐。在靳云鹏（靳家弟弟）的指示下，张大脚开始有目的地收购庄园，将其作为靳家的家族产业用地。

  1922年的时候，济宁玉堂有股东孙印台三兄弟，他们之间相处不和睦。于是，三兄弟就把位于测河北岸郑庄的一座庄园卖给了靳家。之后，靳家就把这一个地区的官邸取名为“延福堂”，取的是祈求福运绵绵不绝的意思。靳云鹏下台之后，也常常以延福堂的名义在租界购置宅邸，并且对他人进行捐助。

  从那以后，靳氏家族的根据地从邹县望云转移到了济宁郑庄，这个庄园极为奢华，占地面积很大。仅仅是主房就有三进的院落，明厅暗厅加起来一共建造了八座，东西两边也都有厢房。在大厅的后面还盖有堂楼，上下各有五间屋子。堂楼的后面是花园，东边是假山，西边是凉亭，有小桥流水，还营造出了荷塘与翠竹，真的很奢华。

  东西两边也都有房间，西院还有两处跨院呢，其中一处用作闺房，另一处当作书房。搬到这儿之后，张大脚依旧是觉得不够，于是又增添了两个大院，东边的大院用来做牲畜院，西边的大院则是粮仓和炊事院。经过扩建后，靳氏家族的庄园面积将近100多亩。

  据后续统计数据表明，延福堂总共拥有房舍400余间。在其牲畜院中，圈养着骡马200匹、牛驴160多头以及猪羊600多头。其粮仓里常年的粮食储存量多达1200多万斤，在整个民国时期，这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了。

  不过，虽说靳家有着如此庞大的家业，但张大脚也害怕被周边的盗匪打劫。于是，张大脚借助弟弟们的关系，弄来了一百多支长枪以及十多支短枪，组建起了一支十几人的护卫队，专门负责靳家的安保工作，守护靳家的宅院。

  除此之外，她特意于郑庄村的北面修筑起一座土圩子，在望云村建造起一座四合楼，在楼的角上皆设有炮楼，从而对土匪强盗的侵袭加以防备。

  靳家拥有众多土地，于是招募了不少佃户来耕种。据当地老人讲，靳家并非乐善好施的家族，不过平日对待下人倒也还不错。家主张大脚性格泼辣且言辞尖刻，但下人挨骂之后却能得到一份奖赏。要是遇到天灾人祸，或者家中突然有急事，无法交齐所需粮食的时候，张大脚也会宽容相待，偶尔还会救济一些粮食帮他们渡过难关。

  不过，对那些欠粮欠债的佃户，张大脚的态度就极为严厉。只要有佃户因欠下东西而选择逃走躲债，张大脚便会带着家仆到其家中抄家。轻一点的做法是逼迫佃户交出粮食和钱款，赶走他们家中的猪羊，揭开锅盖拿走食物，然后封上房门；严重的就会对佃户又打又抓，导致佃户最终倾家荡产，家庭破碎、家人离散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被张大脚迫害的农民也有数十人之多。

  靳家就通过这种手段在邹县横行霸道，像滚雪球似的累积了众多家业。然而，这种好日子没能持续多久，1921年12月27日，靳云鹏跟张作霖、徐世昌二人之间的矛盾激化，在奉系、徐世昌以及交通系这三方面的夹击下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，最终只能辞官归隐。

  靳云鹏辞职下野之后，便丧失了再次涉足政治领域的壮志，于是投身到由天津英租界洋行买办陈锡舟所创立的佛教徒“居士林”里。受其弟弟的感染，张大脚也开始一心钻研佛教。靳云鹏还授意张大脚代表靳家在邹县捐资修建了一所乡农学校，并且对周边的道观、城隍庙等古建筑加以修缮。

  除此之外，1937年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后，日军开启了全面侵华的进程。靳云鹏之子靳怀刚投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。在济南即将沦陷之时，他凭借靳家的社会关系展开抗日活动。在张大脚的协助下，先是居住在望云村，购置了油印机、黑板以及汽灯等物品，以开办夜校的方式，对靳家的雇工、佃户和年轻的农民群体进行抗日宣传。随后转至邹县城内开展工作。他们深入乡下宣传抗日，并且向滕县、兖州等地开展工作，发展“民先”基层组织。还前往邹县东部山区勘察地形，打算发展抗日武装力量。

  1939年的时候，靳怀刚担任山东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。当时处于敌后阵地，敌人的封锁以及频繁的“扫荡”，使得整个根据地物资匮乏，每个人的生活都很艰难。正巧八路军五师卫生部急需药品，靳怀刚向家里求助，张大脚毫不犹豫地送出了价值4000多元的药品。

  到这个时候，“延福堂靳”在鲁南地区威名赫赫，张大脚差不多成为了雄踞济宁、邹县和兖州三县的土霸王。

  尧山县委（）决定发动三县的农民，针对占有众多土地的张大脚开展斗争，于是马上召开了一个有两万多人参加的斗争大会。

  由于之前迫害了许多佃户和农民，在大会上，差不多有20多个苦主登上台揭露罪行，张大脚随之当场被逮捕，而后被判处入狱。靳家所拥有的土地财产也都被全部充公，归还给了当地民众。

  数载过后，张大脚被释放开来，这时靳家在邹县的所有庄园与土地都已丧失，她也只得暂且在她四姨韩氏家中借住，要想维持生计，就只能靠着平日纺线的活计来糊口了。

  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，名为张大脚的人抵达了北京，居住在自己生活于北京的女儿家里，一直到1953年因病离世。

  她一辈子都未曾拥有一个合适的名字，“张大脚”这个外号跟了她一辈子。由于死后立墓碑有取名的需求，靳云鸽这一个名字是她女儿为她取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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